虽然中国人很早就有“三教九流”的说法，把人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虽然“上流社会”这个概念众人皆知，但一直没有“下流社会”的提法，可能是因为“下流”一词已经被重度贬义化的原因吧。《现代汉语词典》里对于“下流”的解释有三条，一是指河流的“下游”，二是指“卑下的地位”，三是指“卑鄙龌龊”，卑下加卑鄙，自然没有人乐意归入其列，也不敢轻易把别人纳入当中。

　　在三浦展的这本《下流社会》中，“下流”所指的是社会流动，意思是说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两极分化，成为一个M型社会，“中流社会”正在消失，中间阶层在发生向上和向下流动，也就是所谓的“上流”和“下流”。三浦展的“下流”既可以理解为动词，指社会向下流动，也可以放入“下流社会”中代表向下流动的这个阶层。三浦展所说的“下流社会”与我们常用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以资产、经济状况为核心的社会阶层划分不太一样，他所指的是日本年轻一代在面对目前的社会经济压力下，“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而源源不断地加入“下流社会”的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特征不仅是收入低，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

　　如果说三浦展所描述的这种日本社会流动表现出的是日本中产阶级的情绪障碍或者动机缺失的话，中国的社会流动特性则完全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更像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一种社会性的焦虑。

　　研究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喜欢用图形化的语言来说明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态，例如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形态说成是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意思是说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的比例最大，属于上层和下层的比例都小，并认为这样的社会形态是比较理想的。而刚才提到有人认为日本的社会在向M型转变，也就是表现为中间阶层减少，上层和下层增多的两极分化。这些年研究者和决策层都承认中国的两极分化在加剧，但与日本将趋向的M型不同，中国的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形态是金字塔型，也有人认为是倒立的T型，也就是下层庞大，中层不足。无论是金字塔还是倒T型形态，中国本来很少的中产阶层面临的是或者爬山、或者爬杆的宿命，向上流动的路很艰难，随时都有向下流入下层的危险，这就铸就了我们时代中产阶层焦虑性神经症的基础。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虑这一现象是指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担心、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非常复杂的情绪。焦虑在程度上有轻重之分，紧张、不安、恐惧、恐慌、恐怖都属于焦虑，一般来说焦虑的是人们面临紧张不安情境时的情绪反应。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妮曾经对焦虑和恐惧作过一个简单的区分，她认为恐惧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甚至是对想象中危险的反应。恐惧是由明确的事物引发的，而焦虑的原因却常常是模糊的，只是觉得很惶恐，但不知为何。

　　每个人在遇到不安、危险环境下都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在心理学中称为状态焦虑;还有一种焦虑称为特质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人格特点，在不同人身上表现不同。我们就是借用焦虑性神经症这一临床概念来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这种社会性特质。

　　中产阶层的一种焦虑来自于身份焦虑，在中国“中产”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是许多人的梦，人们的梦自然不会是相同的，对于中产的标准也就最难一致。一位供职国外的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多位他认为是中产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有的人认为属于中产的人应该是“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一些年薪几十万的公司高层质疑“开玩笑，我怎么能算中产”。无论是国家统计部门还是研究部门发布的中产阶层的标准都广受质疑，厉以宁先生称有过两套房子中产论成为笑谈，也有过统计部门的年收入六万元中产标准，也是骂声一片。什么算中产成了最不被认同的，最难确定的标准，学者们认为，除了经济收入外，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都是重要的指标，但有多少大学教授会认为自己是中产，有多少中小老板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一些大老板却认为自己只是中产，一些财力和经济实力都不小的官员认为自己只是公务员。税务部门对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实行申报制，这似乎一种中产待遇了。但年收入12万的人说，不吃不喝不纳税，十年时间可以买下北京著名的贡院六号的20平米面积，或者上风上水上海淀的60平米一居室，或者你甘愿承认自己不是中产，去远郊买一个三居室公寓。看着自己银行帐户上的数字相比飞升房价和股指在缩水，如果你资产一百万你还敢说自己是中产吗?而中产者的焦虑主要在于他们的不甘心，中产标准的上升比他们追赶的速度快，或者他们不甘心自己属于下层，却又不能确定自己已经属于中产，中产者在这种尴尬中难以自我定位。

　　中产者更多的焦虑来自作为中产者的生活，中产者作为一个阶层的象征是其生活方式。对于处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的城市人来说没有房、没有车自然是被划在中产之外的，而如果你胆敢买一辆经济型轿车的话，你就是自绝于中产了。如果说国外的中产甚至上流社会人士可以乘地铁上下班的话，在国内这只能是新闻。在北京如果一些中产还可以委屈自己乘地铁“绿色出行”的话，那也一定是地铁车票降价之前，那些中产定位和中产取向的人宁愿在高峰的车流中爬行。上流社会的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喜欢的环境和场所居住，下流社会的人也因为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不用费神，中产者却要为均衡周边环境、价位、升值潜力、教育资源、文化设施等等因素而苦恼。格调、品味、时尚对中产者比上层社会更重要，李书福尽管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大演播室里脱下他的鞋说这是七八十元买的，因为没有人会把他划到中产，而中产者却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花1000元去看一场最热门的演出。皮夹里一大堆的VIP卡、手机换手率、观光度假、品牌消费是成为中产者必不可少的。

　　权、钱、闲永远成为困扰中产者的隐痛。买车、买房，买股票还是买基金?中产阶层者自不会因类似重庆家乐福挤踏事件而受伤，但却在股市上感受到任大户宰割的悲哀，中产者是经历股票过山车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群，他们从大厅进入中户室，希望进入大户室而不是再回到大厅。

　　如果说日本的年轻人进入“下流社会”是加入的，带有很强的主动性，放弃了中产也就自然不用焦虑，中国的中产阶层从来不缺乏上进的精神，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顽强挣扎，不甘落入“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出版轰动后，日本的一些媒体制作了“下流度”测量题目，让读者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属于自甘堕落的一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需要的是一个“中产度”测量，看看自己够不够中产，看看自己差在哪里，看看应该如何像中产者一样生活。当然，这样的测量一定会是遭万人唾骂的，因为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认同、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