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太相信诸多外企会不约而同上演一场“捐赠秀”。相对于某些统计数据，我宁愿相信跨国公司相对完备的制度与价值体系，所以对舆论所持“对未到位捐款多等几天再说”的冷静，我深以为然。商务部最新的回应，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样一来，倒显得此前商务部未经核认即公布数据的做法，有失轻率或所虑欠周。

　　大概我们早已深谙某种“对付”外企之道，那就是曝光，使其处于舆论不利的地位，从而通过“倒逼”的方式来达成某种意图。此次对12家外企捐赠行为的披露恍然让人看见这样的“路径依赖”。事实也证明，商务部统计数据甫出，即受到公众高度关切，也同时将这些外企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的做法，显失厚道。一则作为政府统计数据，应更具公信力；二则企业捐赠均需与相关部门或组织订立相应合同，商定捐赠期限。比如贝塔斯曼集团表示，全部捐款项目将在未来3-5年内实施，玫琳凯1500万元是分三个阶段兑现，诺基亚的捐赠则分为救灾和重建两个阶段。只要没超出约定期限，就不应大棒挥舞，这是应有之契约精神；三则即使真有企业未及时履行承诺，我们要做的也不该是先曝了光再说。毕竟对于企业而言，社会形象重于一切。

　　只要立足于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就能够找到恰当办法敦促企业积极履行承诺，而不是发起道德胁迫，舆论倒逼。国外司法界通行“允诺禁反言”的原则，即允诺后不得翻供或不得食言，否则相关组织与部门有权通过司法机关予以强制执行。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通过《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行为。随后，民政部在2000年颁布了 《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的4月28日，又颁布实施了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就及时履行捐赠约定作出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公权部门更应谨守合同约定，而不是轻率地诉诸舆论，启动民愤，使其处于社会舆论不利之地位，从而挫伤了社会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捐而不赠”曾经成为灾难时一笔很沉重的历史账。但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形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本着法律之精神。今年2月23日，湖南湘潭电视台播出了当地企业救灾捐款未全部到账的新闻。当地民政局甚至发出“最后通牒”，称将以2月29日为大限，公布“爱心老赖”的名单。对国内企业捐赠尚且设定一个 “最后通牒”，为何对一些外企就不由分说地直接曝光，难道这也存在内外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