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盖弥彰

　　“丢人啊，出了这种事情……”9月18日上午11点，张振岭来到会议室，哽咽着向近百位代理商说出第一句话之后，便满脸通红地抹起眼泪，一边用纸巾擦，一边叹息着点上一支烟。

　　代理商刚刚在这里成立了全国代理商联盟，准备打出条幅前往市政府静坐，但张振岭的表现使现场安静下来。

　　“我在这样一个危难时刻接任，压力很大，省政府领导找我谈话，说首先要维持稳定，钱不是问题。”张振岭用力吸了一口烟说道。但实际上，仅奶粉退货所需资金至少5个亿，其它产品还需数亿，两家最主要的贷款银行已经抛弃了三鹿，两笔未到期的接近2亿元的贷款被抽了回去。“我们非常困难，但已经向省政府提交了报告，希望通过资产抵押借5亿应急，其中1-2亿资金用来解决经销商问题。”张振岭诚恳地说。

　　至少在这一刻，不少经销商被感动了。张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天十几个会议，接受调查组谈话，应对全民声讨、奶农告急、资金短缺，同时兼顾恢复生产、稳定职工、加强质量监管……

　　三鹿的管理层并非看上去那么无辜。至少在7月份，发现问题的三鹿仍有能力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糊弄代理商隐瞒事实才造成现在不可挽回的局面。”连顺亭告诉记者。从7月10日到8月底的几轮回收过程中，三鹿从未向代理商公开产品质量问题，而是以更换包装和新标识进行促销为理由，导致经销商响应者寥寥。

　　早在2007年底，三鹿已先后接到农村偏远地区反映，称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婴儿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今年6月中旬，甚至收到婴幼儿患肾结石去医院治疗的信息。

　　7月24日，三鹿将16个样品委托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进行检测，并在8月1日得到了令人胆寒的结果。而就在两天前，三鹿刚刚向各地代理商发送了《婴幼儿尿结晶和肾结石问题的解释》，要求各终端以天气过热、饮水过少、脂肪摄取过多、蛋白质过量等理由安抚消费者。

　　三鹿管理层深知危机重重。8月1日夜里，田文华、张振岭、副总经理蔡树惟在内的管理层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保护三鹿品牌。次日清晨，三鹿股份有限公司紧急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商讨解决方案。三鹿股份公司是合资企业，董事会7名董事中，4名为中方，3名为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代表。

　　得知情况后，外方要求三鹿在最短时间内召回市场上销售的受污染奶粉，并立即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下午5点，三鹿集团将有关情况上报石家庄市政府、市质检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当日，三鹿对尚未出库的2176吨婴幼儿奶粉进行了封存，并计划召回市场上正在出售的产品。遗憾的是，石家庄市政府接到报告后，并未上报更高一级政府，仅督促三鹿召回产品。普遍猜测，石家庄市政府及三鹿因担心奥运前曝光有损中国形象，而选择了与受害者私下达成协议等方式息事宁人。

　　此刻开始，三鹿原奶事业部、销售部、传媒部各自分工，试图通过奶源检查、产品调换、加大品牌广告投放和宣传软文，将“三鹿”、“肾结石”的关联封杀于无形。据悉，三鹿曾花费300万元广告投入框架协议，换取百度删除负面信息。 正是召回的迟缓与隐瞒真相耽搁了大量时间。 在8月18日一份标注为“重要、精确、紧急”的传达给经销商的《通知》中，三鹿严令各地终端货架与仓库在8月23日前将产品调换完毕，但仍未说明换货原因。

　　大规模调货还是引起了部分经销商对产品质量的极大怀疑，“我当时就问，是不是产品有问题，销售代表拍着胸脯说，质量绝对没有问题。”一位石家庄代理商说。这次调货效果依然不佳，毒奶粉仍在流通。

　　三鹿以秘密方式缓慢从市场上换货的方式引起了恒天然极大不满。恒天然不得不将此事上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后者于9月8日绕过河北省政府直接将消息通知中国中央政府。这一天，难以掩盖真相的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了三鹿牌奶粉问题。而就在9月11日，被隐藏了半年之久的罪责昭然天下之际，已经有两名婴儿离开人间。 新生意

　　封闭消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让三鹿面临更严重的危机，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来，三鹿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品牌形象。自1998年至今的10年间，中国乳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期，产值由122亿扩大十倍至1200亿，乳品企业从700家增长到近2000家，行业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其间，乳品行业烽烟四起，还原奶、早产奶、鲜奶，几乎每个领域都引发出无数竞争与非议。最大的隐患在于，尽管乳业产值飞升，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行业监管仍放任自流，各地奶源陷入混乱，奶农无法随着产业跃级而提高收入。三鹿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艰难成长，但也因此成为中国乳业十年矛盾爆发的火力点。

　　事件爆发后，三鹿并非没有反思，尤其在奶源方面。在一份向政府部门提供的报告中，三鹿表示将实行人盯奶户、投资建设牧场、取得奶站所有权和经营权、组建奶业合作社等多种有效方式，确保控制权。事实上，1990年代初，科班出身的田文华开创的“奶牛+农户”饲养管理模式曾为三鹿确立了为同行所效仿的奶源优势。问题在于，该模式在执行中存在重大缺陷，对原奶生产、收购、运输环节缺乏有效监管，仅加强原奶验收环节，间接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三鹿的散户奶源比例占到一半，且形式多样，除了养殖小区和租赁小区，农民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在家挤奶。要实现对数百个奶站的时时监控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依靠最后一关的严格检查，加强对蛋白质等指标的检测，但如此以来，反而滋生了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

　　与此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对奶源的抢夺加剧了三鹿监管的难度。原奶价格低的时候，对手提出一个比三鹿高的价格，以增加后者成本，但自己的收购量一直不大，“为了不丧失对奶源的控制，三鹿在有些时候不得不忍受低下的原奶质量。”一位业内人士说。

　　经本刊调查，三鹿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成分，不存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可能，确为部分上游奶站经营者及极少数奶农在原奶中搀入。而造成这种监管疏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鹿从未将公司与上游环节进行有效的利益捆绑，实际上它们是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事故发生后，这种天然联系反而更为明显。

　　三鹿最重要的奶源之一——石家庄市行唐县，是最早以养奶牛发展经济的地区。事故爆发前，该县余底村的800多户人家饲养了3000多头奶牛。住在村口的翟霞家饲养的6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奶200多斤，这些牛奶被村里的奶站收购，再由奶站出售给三鹿、蒙牛、光明、三元等乳品企业，三鹿占其中90％以上。

　　9月11日以来，余底十几家奶站已停止收奶。每天早上，大批牛奶被倾倒在公路及田地，一家奶站还因将牛奶倒进排水沟而遭到环保部门查处，被罚款3000元。“现在种地不赚钱，养牛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指着牛奶过日子，出了这种事情把我们害惨了。”翟霞说。

　　事实上，最初鼓励当地养牛时，三鹿也曾付出努力，比如提供部分设备帮助建立奶站，但由于奶站产权属于个人，三鹿没有能力也无法将其纳入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奶农与奶站就陷入一种原始博弈。

　　在2007年年中之前，产业链各方都在这种博弈中以低利润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但该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两个现象轻易撼动了这一局面。

　　首先，饲养成本急剧上升，奶站进一步压价的空间大为缩减，奶农利润则更为微薄。饲养奶牛的全价料已经从去年每袋90元上涨至今年年中的140-150元/袋。按照翟霞的说法，六头奶牛所需月成本为6700元，而供奶月均收入为8000元，刨除生病、退奶、交配等各项支出，低利的天平已摇摇欲坠。

　　同时，全球最重要的乳品提供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逢大旱，导致原奶大量减产，价格急升。这极大刺激了奶站获取暴利的欲望。翟霞说，2007年底，他们发现本村奶站经营者一夜暴富，很多奶站老板购置了新车。

　　事实上，为了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搀假现象早已普及，但奶农更多是兑水、乳清粉等，而拥有一定技术和检测能力的奶站的创新空间就大得多。就在2007年，奶站老板找到了新的创富元素——三聚氰氨。

　　2007年下半年以来，行唐县城的香港路上，十多家销售食品添加剂的店铺开始公开销售每袋20斤的三聚氰胺，但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却未对这种包装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商品进行及时查处，直至丑闻曝光后，这些店铺才全部闭门歇业。

　　在这个新生意中，行唐人薛建忠是一个关键角色。以卖水为生的薛获得一项特别的技术：生产去离子水，后者在一定温度下可以将微溶于水的三聚氰胺融化，同时不破坏其构造。借此，薛在县城附近建造了一家秘密工厂，并在周遭搭建起初步的销售网络，为顾客做好产品配比的服务相当“到位”。